此前，发生富士康郑州风波后，便传出富士康产业链转移的消息。那么，印度做好承接数千万部iPhone手机的准备了吗？还记得2020年12月，愤怒的印度工人因没有领到薪水，捣毁了卡纳塔克邦的一家 iPhone 工厂，造成6000万美元，约合4.18亿人民币。
彭博社援引互联网的评论员信息称：“投资中国的工厂是安全的”、“ 中国打砸抢烧的概率极低。”2021年，还有媒体报道引用了此次印度工厂骚乱，其表示印度工业落后，同时暗示鼓励其制造业的“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西方政策是“政治噱头” 注定要失败。”其提到印度等混乱的民主国家无法复制中国稳定的工业制造环境，无论这种情况让欧洲和美国的政府感到多么不安。
但疫情下的郑州富士康风波，同样暴露出供应链脆弱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印度是不可预测的，而中国是可预测的。但是奥密克戎非常强力的传播力度打破了这个传统。分析师认为，疫情导致今年iPhone Pro的产量减少了600万部。而“大摩”预计在未来2~3年时间内，将10%的iPhone产能转移至印度。苹果三大代工厂富士康、和硕和纬创——申请并赢得了财政激励，以促进印度智能手机的生产和出口。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这三家公司已承诺，将多达20%的产量放在印度生产。一位熟悉苹果供应链运营的消息人士表示，到2023年春季，印度预计将占iPhone产量的5%。
图、全球电子贸易份额即使这些预测得到证实，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担忧也不一定转化为对印度的热情。实际上，印度十多年来吸引制造商的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印度可以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和进入巨大国内市场的机会，但其基础设施陈旧和粗线条的官僚作风的名声并不好。还有一些国家试图利用跨国公司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担忧。就目前而言，如果成本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印度并不是制造手机的最佳地点。另一位熟悉苹果运营的人士说，在印度生产iphone的成本只比在越南高10%左右，这很难说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溢价。但印度的支持者说，它可以通过将其重点放在地缘政治上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力，认为公司可能愿意为了地缘政治考虑而牺牲最大效率。印度——一个大国，一个地区大国和美国的盟友——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如果它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那么受政治影响的商业场所，从而吸引足够的产量，它就可以开始在效率上迎头赶上。。苹果最大的供应商富士康5年多前开始在印度建厂，预计有必要扩大其地理范围。参与了部分早期规划的富士康前高管Alan Yeung表示:“就一对一的比较而言，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实际上只有一个国家。”纬创公司——曾在2020年发生骚乱的工厂的公司——和硕也已经在印度运营。
自2017年以来，iphone一直在印度生产，最初是少量的旧型号。在印度政府于2020年开始向供应商提供一揽子慷慨的激励措施之前，这只不过是一种试验，导致去年的活动激增。一个重大突破将是最新款iPhone在全球发售当天从印度发货，这是富士康在印度的生产工厂无法达到的一个里程碑，尽管那里的iPhone 14生产仅在三周后开始。我们耗费十多年时间才建立起智能手机制造能力，而印度才刚刚开始类似的长期进程。该国已开始掌握第一步：运营进行总装的工厂。现在，它需要效仿中国，培养数百家为富士康和纬创提供零部件的小型本地供应商。这种发展通常意味着派遣员工到工厂帮助建立和运行生产多年。这还意味着要说服地方政府修建铁路线、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以便运输零部件。当中国中央政府决定发展电子制造业时，它扫除了任何竞争利益，以满足它所追求的公司。印度还没有表现出如此一心一意的行动倾向。
一些消费电子产品的关键部件，如电池、电源适配器和电缆，已经在印度制造。随着最终组装商的产量增加，供应商的经济效益也会提高。印度官员雄心勃勃，希望在这条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发展本地化生产，一直到制造半导体、显示器和其他先进部件的设施。但供应链专家怀疑，印度能否在未来任何时候吸引最先进的芯片工厂和显示器生产设施。一位熟悉苹果公司运营的人士说，目前印度iPhone的出厂价值(包括当地制造的零部件和劳动力)中，来自印度国内的比例不超过15%。供应商已承诺到2025年将这一比例提高至35%，这一进展可能会缩小在印度生产设备与在中国或东南亚生产设备之间的价格差距。这种可能性为包括塔塔集团在内的印度企业带来了重大机遇。塔塔集团计划在未来18个月至24个月内雇佣4.5万名工人，以提高一家生产iPhone零部件的工厂的产量。实现这一承诺可能依赖于印度逐步消除在印度开展业务的历史障碍。货物进出困难，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竞争，以及税收、劳工和土地政策，这些都导致印度在电子制造业领域的排名低于其他亚洲国家。
经济学人智库是一家位于伦敦的研究机构，根据各国的商业环境对其进行排名。在其预测 2023 年至 2027 年情况的最新排名中，印度超过了中国和菲律宾，更接近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中国继续超过印度的唯一指标是其基础设施的质量。印度公共政策组织塔克沙希拉研究所的助理教授马努尔说，印度仍在努力应对劳动法和税收等领域过于复杂的政策。他说，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印度是否能够彻底改革征地政策。这是任何工业项目的关键部分，在印度，这一过程一直在产生冲突。小土地所有者可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农场，为一座闪闪发光的手机工厂腾出空间，而地方官员则将他们对土地政策的控制视为行使影响力的一种方式。马纳说，事情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他担心过于自信:“在过去30年的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处于破解它的边缘。”
